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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鉴发展简介

我国学术界有人认为:中国古代“历书”、“编年史”、“时政记”,还有《宋史·艺文志》中的《年鉴》(已佚),可视作中国古代的年鉴。不过如果仔细研究,它们和现代形式年鉴相比,不论在内容还是编纂方面,都有很大差异。

  中国现代意义的年鉴,是从国外传入的。清末西学东渐,现代意义的年鉴在中国有所萌发。上海是我国现代意义年鉴的发源地。清同治三年(1864年),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创办《海关中外贸易年刊》并连续出版,可说是现代中国年鉴的先声。但真正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的年鉴,是民国二年(1913年),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的《世界年鉴》。唯其内容主要编译自外国年鉴。9年后,才出现了有国人编辑、反映我国内容的年鉴。民国十一年(1922年)起,上海银行周报社编辑出版了《全国银行年鉴》。民国十三年(1924年),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《中国年鉴》。民国二十二年(1933年)起,上海申报印书馆编辑出版了《申报年鉴》。民国二十五年(1936年)起,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《世界知识年鉴》。在此期间,还有分别由官方、民间出版的《外交年鉴》、《中国年鉴》(英文)、《图书年鉴》、《中国电影年鉴》、《中国教育年鉴》以及广东、广西、江苏、江西、湖南、无锡等省市出版的地方性综合年鉴,形成中国年鉴史上的第一个兴盛时期。

  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其对中国的侵略,也曾用外文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的年鉴。如日本以日文刊印的《第一回支那年鉴》(1912年在东京出版),《台湾年鉴》(1928年),《满洲年鉴》(1936~1944年),《北支蒙藏年鉴》(1940~1944年);英国以英文在伦敦出版的《中华年鉴(1912年)》(1931年改名为《中国年鉴》)等。

 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,全国人民奋起抗敌救亡,社会动荡不安,年鉴事业基本陷于停顿。

  抗战胜利后,复刊和新出版了一些年鉴,但其总数与抗战前比,相去甚远。据统计,民国期间出版的各种类型年鉴共40余种,年刊、年报100余种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1950年天津进步出版社出版过《开国年鉴》(1950~1964年)(每年各1册),大公报社出版过类似年鉴性质的《人民手册》(1953年),世界知识出版社按年度出版了《国际知识手册》(1959年改名为《世界知识年鉴》),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出版过一期《中国摄影年鉴》,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过《中国体育年鉴(1949~1962年)》、《中国体育年鉴(1963)》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年鉴出版中断。

  1971年10月25日,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,“九一三”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,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出版了类似年鉴的《各国概况》。1973年北京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《科学年鉴》。

  我国年鉴事业的迅猛发展和繁荣,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。1979年10月,邓小平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时,对陪同接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姜椿芳说:”编辑出版年鉴,很有必要,这是国家的需要,四化建设的需要。”后来,邓小平又亲自批准《中国百科年鉴(1980)》出版。这是在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共中央宣传部、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大力支持下,由800余位专家撰稿,于1980年8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。这部达160余万字的工具书出版后,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好评,被认为”从内容到形式两方面说,都可以与享有盛名的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媲美”。

  此后,全国各地编纂年鉴的数量逐年递增,掀起了年鉴出版热。中国出版现代形式年鉴的历史不长,出现年鉴出版热为时更短,但从最近几年出版年鉴的进程看,其来势之猛、发展之快,出乎人们的意料。1992年9月底,年鉴出版达522种,13年间增加了86倍之多,其中综合性年鉴143种,占27.4%。至1994年,地方性综合年鉴又增至346种,其中省级24种,市(地)级81种,县级241种(1994年专业性年鉴数字缺)。据有关方面统计,至今,全国出版年鉴已达1400余种。全国除少数地方外都已创办了省、市级地方性综合年鉴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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