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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喜迎十九大 党史铸党魂”系列报道之四 锄奸英雄——于振边

  于振边,1921年春生于房山县大安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。自小憨厚诚实、聪颖好学。十岁时,进本村小学读书,勤奋努力,成绩优异。1930年振边小学毕业,再也上不起学了,只好参加劳动。1937年底,积极参加革命宣讲活动。1938年,任村公安员。1940年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同年,振边投奔昌宛县抗日政府。此后,率游击队员铲除汉奸,威慑敌胆。1944年,因叛徒出卖,牺牲,年仅23岁。

  1938年,宛平县民主政府派工作人员到大安山村宣传抗日救国、翻身闹革命的道理,振边听了宣传,革命的火种在心头燃起,他决心跟着共产党八路军,闹革命,打日本。村中成立抗日救国会、青抗先、妇救会、儿童团等组织,于振边被荐为儿童团团长。在党的领导下,他组织儿童团员站岗、放哨、送信、宣传,整日忙个不停,成为大安山村抗日的骨干。

  1938年,于振边任大安山村公安员。这时,县五区区公所迁到大安山村,振边感到自己责任很重。为搞好治安,他深入细致地了解情况,调查敌情,安排岗哨,巡逻检查,一丝不苟地工作。

  1940年3月,于振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同年秋季,日本侵略者对大安山地区进行疯狂“扫荡”,并在这里建起据点,长期驻守。日军占据大安山地区之后,烧杀抢掠,强奸妇女,无恶不作。于振边目睹日军的桩桩暴行,义愤填膺,经与村中青抗先队长王锡瑞等4人商量,决定弃家出走,参加抗日。于振边离开新婚不久的妻子,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,攀行羊肠小道,翻山越岭,找到了昌宛县(注:1940年秋,大安山一带由房良县划归昌宛县管辖)四区政府,参加工作。不久,同去的4个人中,一个思想动摇回了家,一个被父亲死说硬劝离了队,而于振边立场坚定,毫不动摇。大安山村维持会长张清海,想利用他父亲把振边拉回家去,他们把其父找到维持会,进行威胁利诱,说:“你把于振边叫回来,愿意要钱给钱,愿意要官给官,如果不回来,就饶不了你全家……”。其父被迫去找儿子,振边见到父亲问:“您到这来有事吗?”于怀水吐了实情,说:“振边,你跟我回家去吧,不然日本人就要杀咱全家呀!”但振边抗日决心坚定,毫不动摇,于怀水只好回了家。振边和同志们一起,披荆斩棘,历尽艰辛,继续战斗在抗日斗争的前线。

  1941年春,昌宛县二区为开辟大安山一带的抗日工作,成立了游击小队,于振边以区公安员的身份,编入了区游击队,并参与游击队的领导。区游击队成立后,于振边和队员们一起,风餐露宿,夜行日伏,锄奸捉特,不断打击敌人。

  于振边外号“大个子”,体魄健壮,英勇机智,有谋略,善用人,是游击队的好“参谋”。1941年至1944年,在锄奸捉特、打击敌人方面,威慑敌胆,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。先后捕杀了叛徒、特务、汉奸15人,并在了解敌情、作伪军统战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,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,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熟情。于振边由于工作出色被评为昌宛县的锄奸模范,他的活动很具传奇色彩。

  于振边模范地贯彻执行“拉出来,打进去,瓦解伪军,动摇敌人”的政策。1943年秋,于振边组织赵么地村(大安山乡赵亩地村)的民兵赵广宪、赵国安等,一起去大安山村西头岗楼上去摸岗,抓“舌头”。天还未亮,乘伪军换岗的间隙,二赵去摸岗哨,于振边在外掩护等候。换岗的伪军刚一来,即被我突袭捉住,将他带到龙头村,问他:“你认识我吗?”“不认识”。“我叫于振边”。伪军一听于振边的名子,吓得屁滚尿流,立即磕头作揖,请求饶命。振边说:“快起来,不要怕,咱们都是中国人,只要今后不为非作歹,我们决不伤害你”,并向他讲明了当前形势和我党的政策。这个伪军在党的政策感召下,提供了敌伪情况,并表示今后要立功赎罪。不久,于振边又组织西苑村的民兵,巧计活捉了伪军郭永顺。这个人抄过区委副书记杨怀清的家,被捉以后认为活不了,所以怎么也不开口。于振边耐心地向他讲党的政策,告诫他弃恶从善,改邪归正,郭终于开口谈了详情。他被放回去后,还偷偷地到杨怀清家赔理道歉。这两个伪军,以后成为我们的内线。

  1943年冬,于振边去煤窝村一带打游击,结识了煤窝村日本岗楼上的伺候日本人的张进通,张进通是张家村人,振边见他还有些民族气节,就与张家村党支部商量,作他的工作,使他成为我们的地下工作者,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况。后来,于振边带游击队围打这个岗楼,张进通在岗楼内偷偷将准备好的毒药放在饭里,想一下把12个日本兵全部毒死。偏偏用饭前,小队长先盛了两碗饭去喂狗,把两条狗毒死了,事败未成。振边先将其父母和全家接出转移后,又设法将他接走。后,张进通参加了八路军。

  1944年3月,振边等率民兵和游击队密切配合宛平县政府公安的工作。在黑龙关下边的公路上,伏击了大安山伪军队长尤茂之以后,回到大安山,驻在中山村。中山村地势险要,有大安岭作屏障,易守难攻。驻下后中山村支部书记张世许和中队长杨兴广布置了岗哨。宛平县公安科科长让于振边写假报告给大安山之敌,准备把敌人诓出来,在大安岭上打伏击。于振边写好报告,让中山村情报员送去,交给了伪自卫团政治教官杨国栋。杨国栋察觉情报员神色不对,生了疑,对其进行审讯,其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叛变后被放回。同时,中山村中队长杨兴广也叛变通敌,送去真实情况,偷着把岗哨撤了。3月7日12点,在我方毫无戒备的情况下,日伪军共50余人,包围了区小队和民兵,当我方去大安岭伏击敌人时,已处在敌人包围之中。于是,公安科长率队伍和群众顺沟南下突围。振边决定率四五个游击队员向敌人封锁最严的北面突围,边撤边打,引开敌人。振边个子高,突围中,被敌人认出,并被打伤。他知道自己伤势严重,难以脱险,马上撕毁并吃掉身上带的秘密文件,又把枪藏起来,然后爬到一块大石头后边。霎时,敌伪军围在他的身边,杨国栋(其父是伪保长、汉奸)见到于振边,露出了十分凶狠狰狞的面目,命令部下连续扎了于振边七刀。于振边完成了掩护任务,壮烈牺牲,年仅23岁,其事迹被编入《北京烈士传》一书。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还有王占勤、杨国臣、李万怀、许小东等4名同志。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京西人民的心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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