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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庆文和南韩继人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秋夜真美。也许在银河斜缀的晴空下,也许在皓月清明的映照中,也许是洒着细雨的漆黑的深夜,每一个秋收前的晚上,在南韩继大队茂密的庄稼地里,总是有一个人影不停地在走动、在转悠。他的身上早已被露水浸湿,衣服早已被泥土沾满,但是,他不理会这些。他的双目炯炯,对着每一块、甚至每一棵将要成熟的庄稼在察看、在记录、在思量、在计划……。鸡儿打鸣了,天就要亮了,他这才像一个老练的侦察员,带着了解敌情的胜利喜悦,悄悄地回到村子里。睡不了一会儿,他又和社员们一起下地了。在劳动中他又继续侦察、了解,为完成秋收的艰巨任务不懈地作着准备。他是谁呢?

 

    他就是北京市房山县、周口店公社、南韩继大队党支部书记徐庆文同志。没见到徐庆文以前,因为他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士,是解放军的副营长,我想象,这是一个高大的英武的人,穿着褪了色的军装,行动敏捷,嗓音洪亮;但是不久前,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,我为自己的想象发笑了。他个子不大,甚至有点瘦小,嗓音安详、低哑,穿戴一身旧黑布棉衣,一顶又厚又大的旧黑布棉帽,一双沾满泥土的黑布鞋。……这是个地道的北方农民呀,样子看来还年轻,只是细碎的皱纹已布满眼角和额头,要不是那双圆圆的眼睛不断闪出智慧的光辉,谁能够想到,这朴素的农民,就是那个转战疆场、负过七次重伤的解放军军官呢?

 

   解放军军官变成了农民,而且是个非常出色的农民。南韩继大队从一九五八年以来连年大幅度增产,一九六四年平均亩产达到九百三十八斤,成为北京市农业战线上的红旗单位。今年——一九六五年,他们将争取突破平均亩产千斤的关口。在干旱的、靠近山区的坡岗溜洼的土地上,创造这样大面积丰产的成绩是怎么取得的?这里也许会有动人的故事?于是,我带着渴望求知的心情来到了南韩继。

 

   南韩继大队在北京猿人的故乡——周口店的龙骨山南。只有一百八十三户,九百〇四口人。小小的村舍,简单的家屋,小孩子们欢快地在街头跑跳,小毛驴驮着粪驮不停地在街头走过,从表面看,这是个极平常的小村庄。但是当我看到街头的墙壁上,琳琳琅琅写满大幅的鼓动人心的革命标语,一队、二队、三队的青年壁报,用好看的带色粉笔在各处墙壁的黑板上,高高地写出了他们的心愿时,我这才有点儿稀奇了。当我走到地里——那大片大片的麦浪,带着少见的茁壮的墨绿色,像海洋样荡漾在我的四面八方时,我不由得惊奇起来,这恐怕是我有生以来所见的最好的麦子了。可是这里原是个“偏坡溜岗十八沟,十年九旱八不收”的穷村呀!解放前一亩地,好年景不过打上一百多斤,村里人能吃饱饭的十户没有一户。解放后,虽说生产上升了,但一直到人民公社成立前的一九五七年,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、摘掉了缺粮帽子时,也不过亩产三百五十六斤。可是到了一九六四年,每个社员平均占有粮食一千二百多斤。六三年、六四年国家给了三十万斤的任务,他们却每年交售了四十万斤。小小的一千一百多亩土地的村庄,除去人吃马喂.能够每年支援国家四十万斤粮食,这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不寻常的事情。假如全中国十六亿亩农田,每亩产量都能达到南韩继这样高的水平,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就要根本改观了。……对着波涛起伏的麦浪,我的心也像波涛样起伏着。什么原因?什么原因可以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,变成这样美丽、富饶的地方?什么原因?什么原因可以使一个不断两极分化、充满阶级压迫的血泪村庄,变成今天这样欢快、上进、充满干劲的革命的战斗堡垒?渐渐,我的眼前出现了徐庆文那瘦弱而又坚强的面容。是他,也许是他和我所要了解的东西有着密切的关系?我不能不怀着激动的心情,来试写写徐庆文这个人物和他领导的南韩继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一九五四年秋天,徐庆文从部队上复员回家了。当他经过房山县城,骑着毛驴回到别离了十五年的故乡时,他的心情是不平静的。从一九四八年他在新保安战斗负重伤,一直五年多,开始拄双拐,后来拄单拐,直到在北京陆军医院取出了箝在大腿骨头里边的磷弹片,他这才逐渐丢掉拐杖。但身体很虚弱,再也不能担负部队上的繁重工作了。他反复地想:“干什么去呢?难道就这样等着国家供养吗?不,共产党员可不是这样的人!”于是他一再申请回到农村去。他想,就是不能再作什么,也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。当他的毛驴真的渐渐接近了那小岛一样、高高地突出在黄土岗上的南韩继时,他的心思沸腾起来了:贫穷的南韩继,落后的南韩继,不能叫它永远贫穷落后下去,有党,有毛主席咱这时代的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呀!一个战士不能在战场上战斗了,只要心还在跳,血还有流,回到农村依然要战斗下去。……想到这里,他苍白的脸上有了笑容,吆喝毛驴加快了脚步。  

 

   一回到村,徐庆文果真立刻就投入了斗争的行列。

 

   党支书孙凤成正为村里的情况苦恼着,听说徐庆文回来了,赶快找到他说:“现在村里成立了两个初级社——光明社和曙光社。人家光明社好过的户多,大骡子大马在外边搞副业,大把的挣票子,可曙光社净是些贫农,只一辆破车,社员还缺口粮,看着人家大把挣票子,曙光社的社员守着这‘累死龙王爷’的薄地,也有点干不下去啦。”

 

徐庆文想了想,直率,认真地说:“咱农业社当然要搞农业。他光明社不好好种庄稼,光在副业上打算盘,那是走了邪道,咱们可不眼馋那个。”

 

   接着徐庆文自己参加了曙光社,拿出复员费支持曙光社。他们积极搞农业生产,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,获得亩产二百八十斤,这是南韩继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产。光明社呢?净干这些事:他们把徐庆文支援他们的三百元买了一头骡子,四百元买进,一转手卖了五百元。徐庆文听说火了。他说,“我可不支持你们走邪道。”立刻毫不留情地把钱收了回来。这年,搞副业的光明社,虽说少数人挣了钱,但大多数社员却赔了本。

 

   这事实给了徐庆文更加坚定的信心:曙光社的方向是对头的。农村,就是要以农为本,就是要大办农业,种地就是干革命。

 

   接着,徐庆文迎接了更加激烈的斗争和考验。

 

   一九五五年冬,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了,南韩继和附近的大韩继、支楼等村成立了联社,名叫“前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”,徐庆文当社主任。

 

   前进社的干部中,开始就有人吃吃喝喝,沾公家便宜。徐庆文看不惯,批评过他们,但他们并没改。接着,为了“为什么样的社”、“走什么道路”,徐庆文就跟他们斗起来了。

 

   他们说:“种地是土里刨食,没个奔头。不如把大部分劳力都拉出去搞副业。咱们手里有了票子还怕没粮食吃吗?”徐庆文一听觉得不对头。他皱着眉头,眼里闪着火花,当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:“党号召咱们组织起来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,支援国家建设。假如每一个农业社都只顾搞副业挣钱,谁给国家生产粮食呢?咱们的工厂、军队、机关、学校吃什么呢?不行,咱们要坚持党的方针!”

 

    可是,这些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干部占了上风,他们不管徐庆文的意见,还是把许多劳力都弄去搞副业了。种地人少,大片土地眼看着草苗齐长。徐庆文焦急地找到一位上级派来大社工作的干部,说:“快组织社员拔草吧,眼看着草比苗还高。”那位干部受了大社那些坏干部的包围和拉拢,对徐庆文冷冷地说:“徐庆文,你怎么光看见骨头,看不见肉呢?”徐庆文抑制不住心头的急火,马上顶上来:“你怎么光听见那类坏话,听不见好话呢?你怎么向县委谎报说没有长草呢?”

 

    接着,徐庆文挨斗争了。在会上那些干部批评徐庆文不尊重上级派来的干部。徐庆文身上的解放军作风,使他说话严肃、坦率、毫不含糊。他说:‘‘我就是不尊重这样的干部!明明八百多亩地荒了,你们为什么说没有荒地?”

 

    斗争更激烈了,大韩继集上出现了无名贴,“控诉”徐庆文的“十大罪状”。他看了觉得可笑,但又忍不住一阵心痛。党给了自己这么重的担子,却没有能够完成它,难道惯于拿枪的手,一离开枪杆就毫无作为了么?不,不能!他一个人走在田野的路上反复思量着,斗争着。那时,他身体很坏,经常吐血,但为了党的事业,他总是每天天刚亮就来到大韩继大社处理繁杂的事务,晚上,要到深夜一两点他才穿过漆黑的田野回家睡一会儿。此刻,他站在杂草丛生的地边上,心里也像长了草一般乱哄哄。就在这时,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刻,多少往事,开始在他心里翻腾起来;父亲被地主逼债跑了,家里任什东西都叫地主抢光了,十二岁的小百岁(徐庆文小名)就负担起家庭的生活重担。每天天刚亮.他已经赶着全部家产——唯一的一头瞎驴,驮着石灰或煤块,来到离家四十里以外的涿县城。大冬天,没鞋穿,母亲用一点破棉花给他包在脚上,不一会儿,棉花还不飞了,多少石灰钻人脚底,烧成多少个窟窿,又痛又冷,好不钻心啊!可是,为了三天挣一块钱,买点粮食一家人活命,他,一个还没有毛驴高的孩子,顽强地挣扎着,忍受着的那份苦啊,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好容易挨到春天,才说好过一点了,可有一天,小百岁又累、又饿、又困,骑在瞎驴背上,经过铁路涵洞时,头撞到洞壁上,人撞伤跌下驴来,那紧紧攒在手心里的、刚挣来的一块钱票子、也一下子随风刮跑了。小百岁哭啦,找啊找,哪里还能找到?回到家来,一家人再也揭不开锅,只好卖掉瞎驴活命。可卖了八块钱,地主又抢走了四块。四块钱吃光怎么活下去呢?母亲无奈,把九岁的妹妹给人当了童养媳。三岁的弟弟也给了人,母亲拉着徐庆文哭着离开了南韩继。十三岁的小百岁就当起了小作活的,又是一连串的苦难。他忍受不下去了,终于逃走当了八路军。从此,他才见到阳光.他翻身了。党把他培养成一个红色的战士。战士就是要斗争,要向一切阴暗腐朽的东西作斗争,要向一切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作斗争……徐庆文想到这里,心里豁然开朗了,软弱无力的身体,突然强健起来。——无论什么时候一想到党,一想到党对自己的期望,他的身上就增加了无穷的力量。他冷静地想到前进的路上总是有困难、有斗争的,要战胜它!要按照党的政策意图办事!于是,他又继续和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斗争起来。在他一时还没有得到胜利以前,他的眼睛首先看到了那八百多亩荒地。他想,“要抢荒,无论如何要先把粮食夺到手!”荒地不在南韩继在大韩继,可徐庆文却发动南韩继的人到大韩继去抢荒。南韩继的群众,尤其是贫下中农,是了解和支持徐庆文的,为了共同的事业,他们响应党的号召,几乎全村出动,都来到大韩继的地里去拔草。那年雨水特大,天气热得出奇,南韩继本队的草都拔不过来,徐庆文却拖着伤腿,带领着南韩继的社员们,在大韩继的地里,像打仗一样和野草、和炎热的毒太阳战斗起来了。他指挥着,自己也拔着,那奇热呵,有的人正干着,忽然倒在地里起不来了。就这样,他们还是顽强地支持着。一连十多天,南韩继人中午也不回家休息,地里吃、地里干,一直干到把这八百多亩荒地全部抢光。  

 

   就这么苦干,徐庆文还是被那些干部排挤掉了。一天,一个干部对徐庆文说:“你不懂农业,身体又不好,回家养猪去吧。”。

 

   徐庆文回家养猪了。

 

   徐庆文当起一个普通的社员,晚上看场,白天放猪。这对他的身体倒是比较有利,他可以在放猪的空闲读毛主席著作,学习党的政策文件。可是夜晚,当他一个人坐在场里的草堆上,看着茫茫的夜空,听着呼呼的风响时,他不免想到就在不远的大韩继,想到那些还在胡作非为的干部,他叹息了。就在这时,多少战斗的情景,又在眼前浮现,在那艰苦的岁月,每人每天只吃四两黑豆,还要节约一两救济灾民。有人受不住了,开了小差。小百岁也感觉苦,可当感觉苦的时候,他常想,就是再苦,也苦不过当小作活的时候,也苦不过赶着瞎驴的时候。……想到这里,徐庆文的心里立刻又充满了欢乐的信心。因为他从多年的切身经验中,从一次次的革命实践中,深深地体会到,只要听党的话,听毛主席的话,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,无论遇到多少困难、挫折,最后一定会胜利。——胜利永远属于坚持真理的人!

 

事情果然是这样。

 

乌云怎么会永远遮住太阳呢?党的光辉怎么会被一小撮灰尘污染呢?一九五七年整党开始了,在房山县委的领导下,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,都得到了应有的处分。而徐庆文却像一棵常青的松树,依然挺立在风雨中。  

 

大社分散划小了,南韩继单独成立了一个高级社.徐庆文得到党和群众的信任,担任了党支部书记。

 

 

从徐庆文骑着毛驴回到家乡那天起,他就像在战斗前指战员首先必须要熟习地形地物一般,他总是到处转呀、看呀、听呀,利用还不能参加很多劳动的空隙,他把南韩继的每一块土地、每一条沟坡、每一树木,都清清楚楚地记在心里。他心心念念地想:党号召大办农业,提高单位面积产量,南韩继可不能总是这个“穷三村”的老样子。要发展生产,要改天换地,可怎么改呢?从何着手呢?他开始留心各种各样的农活,开始向老农学习各种农业技术,开始探讨提高产量的办法……不过他的理想还没实现,就被调到大社里去了。后来,从大社被赶回养猪,他依然观察着、捉摸着、学习着、探讨着改变南韩继生产面貌的办法。当他被选为支部书记时,似乎发动群众大搞农业生产的时机到来了,南韩继人受够了低产的痛苦,就可以向高产方向奔去了。不,事情可不这么简单!人要想前进呀,就永远要有斗争。徐庆文刚刚当了支部书记,怎样办社,走什么道路的问题,也在南韩继风风雨雨地摆出架式来了。原来这年——五七年,南韩继得到了空前的丰收,秋收后,“办农业,还是搞副业”的问题,在一些富裕中农的鼓动下,又在全村嚷开了。(因为南韩继靠近周口店的煤矿、洋灰矿,多搞副业多挣钱,是有条件的。张三说,“庆文,当初你说吃饭要紧,我们听了你的。如今把地种好了,增产了,吃的够了,该抓花的了。”李四说,“副业是摇钱树,聚宝盆,可不能小瞧啊。”王五更对社主任孙凤成说:“主任呀徐庆文从小当兵,不懂农村的事,你可要拿稳舵啊。种地是死钱.副业是活宝,咱们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”赵六更嚷的欢:“种地不如种草。种草一亩地打上一千斤,就卖它五十块,种地费死劲打上四百斤能卖多少钱?还要搭上多少工?”

 

   徐庆文在达七嘴八舌纷纷扰扰进攻下,头脑是冷静的,心里明镜一般。这时,他胆壮了,因为南韩继已经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,有了一个健全的战斗堡垒。社主任孙凤成,从一解放就入了党,当领导干部,工作有办法。虽然有些毛病,可你只要一提他过去受的那份苦,他就能站到党的立场上来。是啊,你看他,成年两眼发红,烂着眼边。为什么?他怎么能够忘掉小时候——甚至十几岁了,数九寒天还光着屁股的痛苦生活?白天,小小的孩子要干多少大人干的重活;夜里,一家六口一条破被,只有用柴草把炕烧得滚烫,睡在那霸王炕上(暴热以后又暴冷),所以直到今天,他弟兄们一个个都烂眼边,混身的烫疤。除了孙凤成,徐庆文的坚强助手还有副支书王文忠和副大队长葛万成。这是两位硬铮铮的铁汉子,都是扛活出身,苦水里泡大。葛万成,大高个子,有力气,那里有重活、累活,他就到那里带头干,是个能吃苦的干将。王文忠呢,有这么个故事:打井时,一口气在井下干了三天三夜,老婆生了孩子,他也不肯回家。……不过干部不是一般平的,有的人代表一部分落后群众的意见,还是愿意多搞副业。

 

面对这种形势怎么办?压制吗?强迫吗?这办法省事,可不灵。这时徐庆文想起在部队上的时候,每当领导上一开展回忆诉苦,启发了阶级仇恨,那战士们的思想觉悟马上大大提高,个个带着仇恨的怒火冲向敌人。他——徐庆文自己,就是在党对他一次次地启发阶级觉悟的教育中,才蔑视了艰苦生活,才顽强无畏地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。社员们回忆了一九四二年春旱三个月,穷苦的农民把南韩继的草根、树皮都吃净了,在地主的逼迫下多少人家卖儿卖女;多少人家流落他乡;至今还有十几户没有下落。可是解放后的一九五五年旱灾更严重,南韩继人却吃到了从四川调来的大米,从东北调来的玉米、大豆,从新疆调来的土豆,全村没有一个挨饿的。这个回忆对比是有力的,人们恍然大悟了。这个说,“要不是社会主义搞粮食统购统销,粮价还不飞涨?咱们要不多种粮食,国家的粮食打那来?不能盼着天上掉馅饼。”那个说,“是呀,灯不拨不亮,话不说不明。那时候粮食倒是可以随便买,可穷人的锅里为什么尽是野菜?现在,咱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,可得多打粮食支援缺粮的地方。”

 

   老贫农葛万起说:“粮食是宝中宝,咱农民的任务就是多生产粮食,不是多生产票子。如果村村都去抓票子,村村伸手向国家要粮食,国家的粮食从哪里来呀?”

 

  王文忠说话挺逗,他慢条斯理地说:“哪个工厂有生产粮食的机器?炼铁的光吃铁水行吗?采石灰的就吃石灰?咱们挣来大把票子,光吃票子行么?一天给你五斤票子.能不能解饿?”

 

   社员们哈哈笑了。“是呀,票子再多不能解饿,还是得吃粮食。”

 

   经过这场回忆对比,社员的思想统一了,歪风邪气被打下去了。接着乘胜前进。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,在县委的具体领导下,南韩继支部提出了一九五八年的奋斗目标——从三百五十斤跃进到五百斤。

 

   一提五百斤,不少人又愣住了。

 

   有人说:“不种千顷地,难打万石粮。南韩继这偏坡溜岗地说,能打上三百多斤,已经到了家了。”

 

   有人说:“人嘴两层皮,吹牛皮也不用上税。坐在屋里说话,不腰酸,不腿痛。”

 

   邻近村有个干部甚至说:“南韩继要能打上五百斤,我一步一个头,磕到你们村去。”

 

   徐庆文面对这新的问题又怎么办呢?他想:只有思想教育,只有统一认识,才能解决问题。于是他就在许多会上讲开了——他讲的热情、真挚,使人不能不信服。他说:“干革命要有志气,搞生产也要有志气。当年,三五九旅战胜重重困难把荒凉的南泥湾建设成陕北的好江南,凭的是什么?就凭那一股敢想敢干的志气和不怕艰苦的双手……咱们南韩继人就不能立个大志么?咱们不是也有两只手么?……”接着,支部又发动群众辩论能不能立起超过五百斤。可不是,这么一样社员们的眼睛又亮了,纷纷说,“南韩继条件虽差,要和当年的南泥湾比还是强呀。现在不差别的,就是差志气了。人要没志气,再好的条件也干不出了成绩来。” 

 

   就这样,在一九五七年的冬天,南韩继家家的墙壁上忽然贴上了崭新的、醒目的大字:“五百二,心不甘,学麻城,赶下滩,越过黄河到江南。”

 

这豪迈的壮语从哪里来?原来有志气的南韩继人,经过充分发动、酝酿,已经把一九五八年的奋斗目标从五百斤提高到五百二十斤了。  

 

 

群众的革命干劲发动起来了,隆冬腊月,南韩继人第一次轰轰烈烈地战斗在田野上。他们一个战役紧接一个战役,连续不断地战斗起来了。

 

   第一个战役是改变南韩继的“风水”。

 

   南韩继的沟沟岗岗有几十道,水土流失严重。老辈人常说:“咱南韩继风水不好。沟沟洼洼,存不住水,挡不住土,留不住肥,穷定了。”

 

   可是,觉悟了的南韩继人,在党的召唤下,就是要改变这穷“风水”。

 

   这真是动人的场面:腊月二十六,眼看春节到了,可南韩继的一百五十多户,出来了一百五十多个壮劳力,他们来到村东大沟上,闸沟筑坝。天上下起鹅毛大雪,地上是白茫茫一片,好汉们就在雪水和汗水当中,猛力地砍土、铲土、拉土。牲口少,人拉车,雪大路滑,大车忽地滚到几丈深的沟底去了,“来呀,干啊,拉上来!”大个子葛万成一声吆喝,谢宝成、谢宝林、孙凤友几个壮士,也跟着大喊一声,猛力一提,大车就驯服地被提了上来。就这样一连五天五夜,人们奋战到大年三十的夜里,在这十几丈宽,四五丈深的大沟上,就筑成一座四千土方的大坝,把村东大沟拦腰切断,再不叫水土从这里流失。紧接着,支部又发起一个七天七夜的突击,在附近的几条小沟也筑成了三条副坝。老年人吃惊了,从前作梦也没想到的事,如今说实现就实现了。他们怎能不钦佩党的组织起来的政策,怎能不钦佩共产党人说干就干的精神呢?

 

就在闸沟垒坝的同时,另一个战役也开始了。

 

    南韩继是有名的“气死龙王、烫死蝎虎”的旱高台,全村只有三眼井,赶到旱年,人吃水都困难,更甭说浇地了。要想改天换地,要想叫南韩继的产量增上去,就必须打井,必须把旱田变水田。可提起打井又是一场斗争。支委会上就有人说:“日本人在西地折腾那么长时间,也没打出水来,咱这里沙石层没水源,甭瞎闹了。”也有人说:“咱这里地下水位太深了,是不到黄泉不见水,打井白费劲。”

 

徐庆文听到这些意见,暗想:“难道南韩继真的只能在老天爷眼皮底下讨饭吃么?不,不行!当年咱八路军小米加步枪,消灭了强大的敌人,就是因为有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心。对,要有信心!打井这个谜要是揭不开,南韩继的面貌就永远也改不了。一定要打!”他就是这样一个敢想敢干的人,调查好了,想好了,决定作出来了,就千方百计地实现它。这时,他就一次、两次、三次地如开支委会,反复讨论打井,动员打井。有些同志总没信心,最后才决定先打一眼试试。这第一关闯过了,徐庆文、王文忠和几个贫农党员骨干就组成了打井班,他们抱着不打出水誓不罢休的决心,在数九寒天茫茫风雪的漫野里,开始向大自然开战了。天寒地冻,一镐下去,碰到坚硬的石头.火星飞进,震得一个个虎口发麻。越打石头越多,越大,困难也越多。但他们毫不气馁,三百斤往下的石头,用抬筐抬出井筒,出现四五百斤重的,就用大锤锤碎再往上拉。困难大,可人们却越干越欢。副支书王文忠真是把好手,他个子不大,两眼带神,说话慢条斯理,挺有风趣,可干起活来泼辣、能干,处处带头,他和队员们一起下在井里,穿着单衣,一干就是几个钟头,上得井来,两腿冻得紫红,烤烤火,接着下井又干。徐庆文呢,腿骨上的重作,至今还时常发炎,一肿老粗。但是,这个忘掉自己的人,对待每一个战役都是:那里困难,那里危险,那里有问题,他就出现在那里。夜深了,人倦了,是容易出毛病的时候,他就来了;雪飘扬,风刺骨,是人们不大好受的时候,他又来了。每次打井,他总是先下到井里.亲自仔细检查,看不会有危险.这才叫队员下去。时常,他刚刚拖着疲乏的身子,痛疼的伤腿,躺在炕上,忽地,又跳下地来。他爱人担忧地说:“歇会吧,夜这么深,风这么大,又上那儿去呀?”他呢,是个不爱说废话、闲话、又不讲寒喧的人,每次都是头也不抬,哼也不哼,提上鞋就走。一走不是半夜.就是一夜。说起徐庆文的个人生活,也有故事。刚复员回来,许多乡亲好意地劝他:“你是老干部了。身体又不好,吃点、用点,生活好点,人们对你没意见。”也有人劝他:“到现在还租房住,有那么多复员费,盖几间房吧。”可徐庆文呢他的生活和一般社员没有两样,甚至有的地方还不如一般社员。他抽着用纸卷的大叶烟,穿着破了袖子的旧棉袄,把自己土改分得的房星让给小学校用,他自己却另租了别人的房子。你到他家看看吧,除了一架收音机.再也见不到一件像样的东西。然而,那简单朴素的小屋,却带给每一个客人一种多么丰富而深沉的思想呵,这才是一个与群众同甘共苦的革命者。……去年。他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了,去北京开会前,先去见县委书记,书记一见他那身衣裳,急得说:“不行啊,徐庆文,赶快作一身换换吧。”在县委书记的操持下,缝衣社连夜给徐庆文做了一身新棉衣。可开过人代会,他就把这身新衣打入了冷宫。今年四月到上海去参观,他还是穿着那身旧衣裳,他爱人急了,甚至哭了,他这才把新衣换上。他说:”我要穿好的,社员们穿什么?生活要逐步提高呀。”

 

    常言说:“村看村,户看户,群众看干部。”因为南韩继的干部,具有这种不怕艰苦、劳累、带着冲锋的品质,他们才能够领导群众,攻下一个个难以攻克的堡垒。

 

   打井还在继续着,几个硬汉这一天正干得起劲,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拄着拐杖来到井边。他名叫谢洪钧,是村里有名的庄稼把式,他用拐杖点着地,叹口气冲着井里的人们说:“你们干点什么不好,怎么专喜欢在地里钻窟窿玩?要说打井呀,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啦!’’王文忠在井里应声回签:“有毛主席、共产党的领导,我们就是要吃上天鹅肉!”

 

   昼夜轮班,人们苦干了二十多天,南韩继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第一眼井终于打成了。这一天已是腊月三十,王文忠敲开供销社的大门,买来了南韩继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的第一部水车,连夜安装上。大年初一,村城的老老少少不去看戏,却带着新奇喜悦的心情,如赶庙会一般来看井,看那哗哗流着的金子一般的水。谢洪钧老汉拉着王文忠的手激动地说:“孩子,你们真成!真成!这是毛主席领导的好。”王文忠笑着说:“大家今天不用迎喜了,就来迎水吧!”

 

   试验的井打成功了,不能打井的神话打破了,干部和群众对打井有了信心,趁热打铁,接着,支部领导群众大干一冬一春,一气打了十六眼井。从此,南韩继有水浇地了。

 

   结果,他们在五八年,亩产不但过了五百二,而且达到五百六十二斤。

 

   一九六二年七月过后还不下雨,天气奇旱,原来打的井都旱得不能用了,情况很紧张。这时,富裕中农徐振玉说开泄气话:“你们总说人定胜天,我说人离不了天——天作庄稼人作梦。”群众当中泄气的也不少。但是支部没有泄气,他们组织了卅六名党团员骨干,专门突击打井,一场大战又开始了。有的社员,尤其是那些富裕中农,以为麦子完了,种不上了。可是,支部领导着社员,一边打井,一边就用刚打出的水浇地种麦。结果,这年周围有不少村子没有种上麦,而南韩继的麦子却全部按计划适时播种上了。那个说“天作庄稼人作梦”的人不得不认了输。

 

    这次打井,天旱,地下水位忒低,每一个井都要打下去十丈、八丈,甚至十多丈深。井下流沙多,石头多,打井真是个费力而又危险的工作。这时,徐庆文、王文忠、葛万成几个主要干部都分别带领着打井队,那里危险,他们就坚守在那里。打一个深井的时候,井壁砂石不断坍塌,王文忠三天三夜守在这儿没有离开,他爱人生了孩子,他也顾不上回家看看。当他在队员们的一再催促下,回家去休息一夜的时候,平常挺俊气、才三十多岁的王文忠,变成两眼通红、满睑胡子的老头儿了,他爱人几乎不认识他了。他躺下,多么想睡一觉呵,可是刚一合眼,他们挖着的井忽然塌了,下面还有人,他猛地大喊一声惊醒来。睁开眼,虽说是个梦,但他再也睡不下去了,揉揉眼睛又跑到井上去了。

 

   徐庆文从公社开会回来,立刻奔到正打着的井下,他用敏锐的眼睛仔细观察,发现井壁的掉土情况有些异常,这时天色已晚,他想了想,说:“该休息一夜了,你们都上去吧。”

 

   打井的好汉们正在劲头上,一个个说:“快打成了,正在节骨眼上,我们还是干吧。”

 

   徐庆文对王文忠说:“一定都上来!王文忠你上来,他们也就上来了。”

 

   井里的人一个个攀着绳子上来了,徐庆文这才对他们说:“这井怕要出问题,天又黑,不好观察,要干,咱们明早再干。”

 

   好容易把打井的人动员回了家,徐庆文也回家去吃饭。一边吃他还一边想着刚才的情景。一撂饭碗,他立刻跑到刚才几个打井的社员家里去。孙凤友——不在,孙孝——不在,孙银——也不在。他们家的人都同声回答:“一撂饭碗都奔井上去了。”

 

   仿佛千斤重担担在肩头,仿佛战斗前必须查明情况,判断情况,下定决心,徐庆文时时刻刻关心打井,但他更时时刻刻关心社员们的安全,保护群众的积极性。此刻,他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决定。他对孙凤才说:“去把井里的人都叫回来!就说大队等着他们开紧急会议。”

 

几个满身污泥的打井队员来到队部,急着问徐庆文:“什么会这么急?”

 

   徐庆文说:“开个紧急休息会。今晚你们的任务就是休息。谁再偷着下井,谁算违反纪律。”他的脸色严肃认真,又恢复了当年指挥员的风度。社员们没再说什么,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走了。

 

    第二天天刚亮,几个好汉急着奔到井边一看,一个个倒抽一口冷气。好险呀!夜间,就在好汉们离开不久之后,井全部坍塌了。人如果埋在里边,几天几夜也刨不出来啊。于是村里一时传开徐庆文是“神仙”的佳话。其实,正是由于他和支部对群众安全的高度负责,这才作到神仙也不能作到的事情。他们一共打过五十多眼井,没有出过一点事故。原因就在这里。

 

   过了年,旱情还在发展,春耕播种又成问题。打井队接着再打。一口井打出水来浇干了,旁边再打一口。干了打,打了干,干了再打。南韩继人就是这样顽强不懈地一直战斗到一九六三年的八月.下了透雨才算罢休。

 

  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他们又打了二十五眼砖石井。公社化后的

 

一九六〇年,南韩继架上了高压线,按上了电动抽水机,现在全村土地几乎全部可以用电浇水了。南韩继的社员们爱说:“互助组辘辘摇,农业社水车叫,人民公社用电浇。”从这三句话里,可以看出南韩继人的心灵里,洋溢着对于人民公社、对于自己家乡的何等自豪感和幸福感。如今实行了水利化,南韩继完全可以作到旱涝保收了。

 

 

 “你的地上过粪了么?”“上过了,鸟飞过来拉过一泡粪。”南韩继过去流传着这么个笑话。人们被地主逼着,勉强种块地落个秋饱,完了就去走窑背煤,那里顾得上粪?

 

   徐庆文回到家乡后,常常去访问老农,去学习他们的种地经验。一次他请教庄稼种得好的老农谢文元:“您把种地的经验谈谈吧。”谢文元说:“没啥,就在粪上多下功夫。多上粪一来经旱经涝,庄稼得长;二来培养地力,地越种越肥。有收无收在于水,多收少收在于肥。多积肥是根本。”

 

   徐庆文把这段话牢记在心。支部研究后,同意他的建议,南韩继的第三个战役就是大搞积肥了。从一九五八年起,全大队各小队都成立了专业积肥队,长年累月一年四季专管起棚、垫圈、拾粪、掏厕所、压绿肥。每天天不亮,在周口店周围的马路上,人们都可看见南韩继的拾粪能手们,推着小车,赶着毛驴,奔走在风雪中、烈日下。在南韩继的捡粪积肥工作中,妇女们可起了大作用。开始,她们觉得背着筐、推着车到人们眼皮子底下去捡粪,怪丢人的。可是后来,她们变了。党的劳动光荣的教育,使得妇女们挺起腰扳、拿起粪叉干起许多男人部作不到的事、十五岁的葛书华、王广霞、徐振英等一些可爱的小姑娘,每天天刚亮,就推着小车.带着干粮跑出十多里外去拾粪。一人一天能拾上好的粪肥二百多斤。一九六三年从麦收到年底,光葛书华一个小姑娘就捡了四万多斤,得工分二千五百多分.比一般男劳力得的工分还要多。前几年每年挂锄后,南韩继就运用大兵团作战方式,组织几十名青壮年妇女到西北大山上去采荆子(紫荆的种子)。她们在山上安营扎寨,在山上吃,山上住。每天吃了早饭就出去采荆子,太阳落山才回来。高山没有路,满山是荆棘,衣服被撕破了,手被刺破了,鞋子掉了底,但是她们光着脚,忍着痛,不完成任务坚决不回去。一个夏天她们能采回几万斤荆子,把它炒熟、压碎,作小麦底肥,即可肥田又可防虫,是一种很好的肥料。南韩继这样作,不仅给本队的生产带来好处,更重要的是,他们把周围大队的积肥热潮也带动起来了。从那以后房山县许多公社生产队都到山上、到各个有肥源的

 

地方去拾粪积肥了。现在南韩继拾粪、积肥虽然不如过去方便,但是,他们却感到很高兴,感到一点火星能燃起漫天大火的幸福。

 

   肥源少了,南韩继人就千方百计寻找肥源。他们抓住春初、夏中、秋后这三个活少、肥源多的季节,抽出劳力脱胚给社员换炕、打青草压绿肥、把小麦秸秆和几十万斤玉米秸秆铡碎沤成肥料。社员们家庭养猪肥分质论价交给队里,也是一项重要肥源,占到全队肥料的百分之四十八。不怕累、不怕脏、舍得下力,千方百计寻找肥源,这是南韩继增产的秘诀之一,他们积肥一直积到了房山县城的机关里,把那里的厕所、垃圾都打扫回来。现在南韩继每年要积一千八百多万斤肥料,不算化肥.每亩地可使到一万五千斤有机肥料。渐渐,他们的土地改了模样,瘠薄的黄土地已变成肥沃的黑土地,癞地更多施肥,好地癞地的差别也已不大了。这就给连年稳产、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徐庆文常说:“咱们要想富在地面上,先要富在地底下。”不过他们这样做,也不是没有斗争的,一九六〇年正当打青蒿压绿肥时,有人对徐庆文说:“老徐,现在一辆大车拉运输,一天能挣上三、四十块,还是先搞搞副业再积肥吧。”徐庆文毫不犹豫地回答说:

 

   “现在是积肥的好时候,别说一天挣四十元。就是一天挣一车金豆子,咱们也得先积肥。”

 

   今年南韩继的小麦丰收了,平均亩产四百八十三斤,总产比去年增产将近一倍,达到四十四万零六百斤。但是,他们并不满足这点成绩,他们又在寻找肥源了。听说,除了原有的许多办法外,又多抓了两手,一手是小麦秸秆还田比去年增加一倍;一手是高温堆肥已经试验成功,下在全大队推广。

 

    南韩继人除了攻破水、肥这两道大关外,他们又虚心地向各地的先进经验学习,采用了一套先进的耕作技术。如选优种,多种高产作物,实行复种、套种等等。华北地区一般是两年三茬作物,他们却发动群众想尽各种办法.作到两年四种四收。也就是小麦收了种玉米,玉米收了又种小麦。人不闲、地不闲,一年四季,南韩继的人总是以战斗的姿态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。

 

 

徐庆文这个人有许多特点。

 

    他最大的特点是坚持真理,敢于斗争,不怕失败,不怕个人受委曲。

 

    南韩继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,从人民公社成立到现在,一直坚持以粮为纲、大办粮食的正确方针。但是这却惹恼了村里几个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,他们千方百计地造谣破坏,因而给前进中的南韩继造成不少困难,也使徐庆文经受了又一次严峻的考验。在关于徐庆文的事迹中,还有这样一件不同寻常的斗争。使我听了心灵久久不能平静。前几年三年自然灾害发生时,许多地区都减产,南韩继周围的村庄也减产,南韩继不仅没有,而且还在稳步上升。上级听说这种情形,认为这里一定有许多宝贵经验.于是派了干部来总结经验。不料有的干部刚到南韩继,根子就扎错了。原来那些受了资本主义影响的人,正想趁自然灾害,破坏集体经济。党支部和徐庆文对这些人非常警惕,随时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。这样一来,那些人对党支部和大队干

 

部——特别是对徐庆文就更加嫉恨了。他们想通过把徐庆文搞倒,来达到他们的目的,于是就在那些派来的干部面前百般挑拨,对徐庆文造谣污蔑,而有的干部恰恰就偏听偏信,他们怀疑徐庆文隐瞒大队土地数量、虚报成绩、骗取荣誉,怀疑他贪污粮食,甚至公开叫他坦白,说他变质了。

 

    “不是我变质了,我看是你变质了!”徐庆文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,这样公开顶撞斗他的人。虽然有许多群众为他鸣不平,但一时阴云笼罩在徐庆文的头上,他精神是痛苦的。然而即使在这样情况下,也没能使徐庆文的革命意志有丝毫去动摇,他仍然积极工作,仍然坚决斗争,仍然日夜在村子周围巡视。因为他相信这不是上级的精神,问题终归是会弄清楚的。果然,后来那几个兴风作浪分子的违法行为被他抓住了,再加上上级又派人来仔细调查,事情的真象水落石出,违法分子被处理了,徐庆文还是徐庆文!这个毫不计较个人得失,心里只有党和人民利益的人,经过又一场暴风雨,依然生活在人民群众的爱戴中,给南韩继、给整个北京市京郊广大社员干部,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

 

   从表面上看,徐庆文这个人见人不会寒喧,不会客套,好象是过于严肃、过于冷淡了,但他的内心,你只要稍稍靠近它,你就会感到它的热烈,感到它对党和人民的无限深情。他关心家家户户都吃得饱,穿得暖,有米有煤,但他不允许任何人去搞资本主义。有个徐振寰是徐庆文的侄子,是个受了资本主义影响很深、搞过不正当收入的人,但他被徐庆文狠狠地教育过来了。现在这个人劳动很好,他全家、包括他自己都很感激徐庆文。村里有三个孤儿,前年一年父母全死了。支部和大队把三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全部包了下来。这显示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,也显示了党支部和徐庆文的爱情分明、热爱贫下中农社员的阶级情感。我听到许多社员都这样说:“我们的徐书记呀,他在南韩继,不但治好了地,也治好了人。” 

 

   徐庆文工作的另一特点:他总是通过阶级斗争,阶级对比来教育干部和群众。每当工作遇到困难时,徐庆文常对干部们这样说:  

 

  “你披大片时(指要饭时披的麻包)困难么?”  

 

 “你给地主跪着时困难么?” 

 

 “你睡霸王炕时困难么?为什么落下烂眼边,浑身的伤疤呢?” 

 

 “我为什么十三岁就去扛小活,把弟弟、妹妹全给了人?” 

 

 “过去咱们叫地主管,现在要不好好干,还想叫地主再管咱们怎么的?”  

 

 “干部不好好干工作,客观上就是帮助了阶级敌人和帝国主义、修正主义……。” 

 

   他个人的深深的阶级仇恨,点燃起干部和群众的深深的阶级仇恨,南韩继人总是带着高度的阶级觉悟来战胜一个个困难,来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的。   

 

   我曾想过,什么力量使得徐庆文能够不知疲倦地、百折不挠地战斗不息呢?这就是他脑子里那个伟大的灿烂的共产主义理想吧?为了实现这个理想,他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;为了实现这个理想,他向大自然不断进军;为了实现这个理想,他和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进行了,坚决勇敢的斗争。这样,在我和他接近的过程中,我逐渐捉摸到了他内心深处的这些东西。他有远大的理想,他有胸怀祖国、放眼世界的壮志,这从几个枯燥的数目字中也可看出一点来。在谈话中他有一次对我说道:“老杨呀,咱中国的粮食就过关啦。八千亿斤粮食,八亿人口吧,一个人一年合上一千斤,每人口粮五百斤,交给国家储备二百斤;二百斤养猪、养牲口,再拿那一百斤支援世界革命。到那时候,美帝国主义可就想动也不敢动啦!”又一次谈起他春天坐飞机到上海参观的情况,他的心事又流露出来了:“坐在飞机上,一过济南看见那一大片光秃秃的盐碱地呀,我心里可就捉摸开啦:中国有四亿亩盐碱地,咱科学家要是结合群众能想法子把它们都改成能种庄稼,一亩就算打二百斤吧,那是多少粮食呀?八百亿斤!够支援多少亚非拉国家的?……”他那低哑而热切的声音,这时在我耳边象雷鸣般轰响了——这是我们时代的轰鸣!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,他想到的不只是本大队的事情,他的眼睛看到了全中国,看到了全世界,他把远大的理想,落实到具体地、细致的本队的生产上;他苦干、实干、巧干。他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,要为世界的革命而生产粮食!

 

    徐庆文身上另一个特点是:他还有一种人民解放军的特有的素质,那就是作为一个指挥员,他永远站在第一线。他永远和干部、群众同甘共苦。他既是个出色的指挥员,同时也是个侦察兵、战斗员和尖兵。他很少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。他都是先了解了情况再听汇报。各小队的种子都播下了,社员们可以喘口气了,可徐庆文仍然不断地到地里转呀,看呀,发现什么问题,就立时解决什么问题。有一年,一队有一块玉米地有大小苗,苗子有黄有绿,徐庆文检查到这里,立刻把队找找了来,不但批评了,而且组织各队来参观。这么一来,哪个队能不加起小心呢?哪个队能不奋起直追呢?又一次玉米“正卖花红线”,长得挺高了,徐庆文转呀、看呀,他不光在地边看,而且钻到一块块的茂密的庄稼地心里去看。当他发现一块地里有十六眼玉米叶子黄萎了,他又立刻把小队长喊了来:“你怎么不检查庄稼?这是人民的财产,咱们当干部的不时时刻刻把庄稼放在心上可不行呀!”挨了批评的小队长,睑上虽然有点不好意思,可是心里谁能不佩服支部书记的高度责任心呢?他们马上组织人力追施化肥,加强管理,不久,黄了的叶子又青得爱人了。

 

   徐庆文清楚地了解,要想多打粮食,就得及时掌握庄稼生长的情况,及时解决发生的一切问题。每当麦收、秋收的大忙季节,他更是日日夜夜地呆在地里、场里。秋收前,他把全大队的庄稼生长情况侦察得了如指掌,这才听汇报,才召开各种会——研究先收那块,后收那块,后收那块,先种那块,后种那块,根据具体情况,作出全盘规划,然后集中力量,把要收的、要种的庄稼一气突击完。

 

   徐庆文在工作上另一特点就是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,和善于战后及时总结经验。这一套办法,他得自主席著作的学习,也得自在解放军里长期工作养成的魄力和顽强精神。关于他善于打歼灭战,我还听说这么个故事:秋分时,一位南韩继的姑娘来住娘家,她经过地里,看见这里等着种麦的大片土地上,还高高地长着成熟了的玉米。邻近村野里,小麦已经耩了不少了,南韩继的地里却还动也没动。可过了不过四五天,等她回婆家又经过地里时,她呼惊了:象神话般,大片大片的玉米,忽然全不见了,小麦却已经整齐地种在润湿的土地上。……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动作这般神速呢?用徐庆文的话说,就是人的因素第一,就是争分夺秒,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。他们一年两种两收,不鼓舞起群众的高度劳动热情,不抢农时,不集中兵力是办不到的。

 

   说到他们的战后总结,有这么两句话:“从成功中找不足,从失败中找教训。”一九六四年他们的小麦得了锈病,小麦减了产。麦收刚完,他们立刻总结经验教训,决定一九六五年多种一百亩小麦。这样,即使再受灾也不会使总产减少。今年春节一共放了三天假,社员欢欢喜喜地过年了,可南韩继的全体干部却在一起,整整开了三天会——他们找经验教训,更找差距和不足。他们的战后总结,也是一种巨大的动力,不断牵引着他们奋力前进。

 

 

南韩继的村落不大,地势高高低低,可是,从北京各县各公社大队,不断有成十成百的人拥拥簇簇来参观、取经。庞大的汽车,一辆辆停在村旁,甚至一直停到远远的马路上。我听着徐庆文或者大队长孙凤成、副支书王文忠向参观的人讲述南韩继增产的经过和措施,看着他们领着参观者越过田野和麦浪,心里常想,他们应该来学习什么呢?水、肥、密植、优种、间作……这些都是重要的,但更重要的是人,是政治。事情必须人下辛苦、必须政治挂帅才能作到啊。南韩继党支部无论作什么工作,总是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,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。……我认为这才是人们最该学习的地方。南韩继的党支部是坚强的,他们教育群众、依靠群众、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是有成绩的。我一到南韩继,就被每天大喇叭筒里播送出的好人好事,深深感动,深深激励着。有过这样一件事:秋高气爽的夜晚,干部们正在开会,忽然响起了钟声。干部们急忙跑出屋外,原来下起雨来了,场上还晒着上交国家的几万斤玉米,不知是那个社员发现下雨了,就急忙自动敲起钟来。等干部赶到场里时,场上已经挤满了跑来抢场的社员。大家一齐动手,粮食很快收好,一点没受损失。抢过场,队长说:“今天大家立了一功,你们留下,记一下工分。”社员们一边往回走,一边说:“记功倒行,甭记工分。” 

 

   现在南韩继广播小组广播出来的声音,比从前变得更加宏亮、更加有力: 

 

  “孙和掏粪又快又好。二队青年孙和,接替了富农谢立田掏粪,过去富农一天才挑六挑,现在孙和一天挑二十挑。……”

 

  “一队孙淑芝、孙淑芬、杨玉珍、谢立霞四个赶毛驴送粪的小姑娘,积极参加义务劳动,她们利用中午休息时间,挖树坑一百零四棵,又利用休息时间,把饲养室粉刷干净……” 

 

  “三队青年葛玉芬、徐淑敏从地里经过时,看到路上有一层牲口粪,她们用手把它弄到麦地早。”

 

   经过学习主席著作后,南韩继的青年人更加茁壮地成长起来了。许多人争当雷锋式的人物,作了好事不肯说出。有一次徐庆文夜晚从一块地边经过,听见有响动,他伏下身来仔细观察,却见两个青年人在地里悄悄撒粪呢。原来收工时,还有一亩多地的粪没有撒完,第二天拖拉机还等着耕地,徐淑芝和徐广田这两个青年连晚饭也没回去吃,热爱的电影也没去看,就偷偷留在地里了。等他们撒完粪回家时,已经是夜十二点。第二天,有人问他们干什么去了,他们回答:“没干什么。”

 

   说到徐淑芝,这是徐庆文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看到邢燕子以后,着意培养的接班人。这个初中毕业回乡的姑娘,现在是妇女大队长,给猪打针的防疫员,又是能劳动的五好社员、五好青年。黑红的圆脸,健壮灵活的岙板,腼腆、不多说话,可干起活来,没日没夜,比个壮小伙子一点不差。每天天刚亮,她下地干活了,收工回来,刚说吃饭,有社员找她来给猪打针,她二话不说,撂下饭碗就跑。有一次我跟着她,看她怎么给猪打针。一见她跳到猪圈里那个冲劲,我忽然觉得那个害羞的、不言不语的姑娘,和眼前这个泼辣、利索的猪医生并不是一个人。……

 

   南韩继还有一个青年也得提一下,他是全大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,名叫谢立祥,才十九岁,贫农孩子,没念多少书就干起活来。过去思想不进步,爱看《鬼狐传》、《西游记》之类的书,一到天黑,连厕所都不敢去。可这个小青年,自从去年参加了学习主席著作的小组,进步很快,他不怕鬼了。为了证明没有鬼,他特意一个人在深夜跑到一座刚埋了人的新坟上,喊着死人的名字在坟边待了一夜。他还有一件在村里出名的事是外村他表兄来南韩继偷了庄稼,他碰见了,立刻毫不留情把他表兄带到村里,好好教育一顿,才放回去。几个月前,他刚被批准入团,就作起了团小组长。池肯动脑筋想办法,苦思苦想给全二队青年捉摸了十八项工作,使得人人有事作,事事有人管。从此有些爱玩、爱捣乱的青年都渐渐变好了。他甚至把富农子弟也团结起来,帮助他们进步。这个学了就用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青年人,我很想和他谈谈,不过总没机会。这一天,天正下雨,他忽然找了我来。这是个墩墩实实、圆头虎脑、模样十憨厚的小伙子,我以为他是来谈自己的呢,谁知他见面却说:“我可发愁了,特来找你……”“什么事?”我有点吃惊。他说:“天天晚上有会,青年人都没空学主席著作了。”我说:“不一定:等晚上学。白天在地里劳动休息时,可以凑在一起读呀。”我不过是顺口说出的话,这个青年人却欢喜得连连点头。接着,他眨眨眼睛又说:“还有件困难事——学生们作了好事都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来怎么办……”他那认真严肃的神态和他说话的内容是那么不协调,我不由得笑了。原来,他还把全村几十个中小学生的校外活动都组织起来,这些孩子种树、浇水、修路、给军属、老人挑水,争着作好事,可是却常常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来。我问谢立祥,“为什么这样?”他不好意思地说:“是我说的——要学雷锋,不说自己。……”原来如此!我们都笑了。谢立祥就是这样的,他埋头苦干,作好事,却不汇报。为了做好工作,他——一个成天长在地里的庄稼小伙子,却失眠了。看见了这样的新一代,我感到幸福。

 

   像徐淑芝、谢立祥这样的青年人,在南韩继大队并不止一个、两个,而是很多。他们经过党、团支部的培养教育,经过主席著作的学习,迅速地成长起来,已经成为南韩继大队的生产主力军,成为老一辈革命的接班人。

 

 

“南韩继是我们的老师。”

 

   “我们下定决心走南韩继这条道。”

 

   “学南韩继,赶南韩继,走南韩继的道。”

 

   北京的各个县、各个公社和生产队,有多少人到南韩继去参观过、学习过他们的先进经验已经是数不清了。南韩继已经成为北京市农业战线上的标兵。多少个队学习他们一亩地当二亩地种;学习他们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,“种地就是干革命”的精神,时时想着“全国农业发展纲要”的指标;学习他们老老实实按照“八字宪法”办事,一个劲的打井积肥料、采用优种套种许多先进办法,把粮食指标不停地增加上去……南韩继附近的瓦井、大韩继、大次洛等大队,学习了南韩继,粮食指标增加上去了;离南韩继不近的顺义县的大辇大队、大兴县的岳街大队、怀柔县的西茶坞大队,以及密云、通县的许多大队,学习了南韩继,他们的粮食产量也都增加上去了。南韩继的影响是大的,它带动了多少生产队,又带动了多少个人。其中像房山县城关公社的北市大队,他们今年的小麦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二,平均亩产达到五百三十四斤,超过了南韩继的小麦亩产量。“虚心使人进步,骄傲使人落后”,毛主席的这句名言,是深刻在南韩继干部的心上的。有了成绩,参观学习他们的人那么多,可是在我住在南韩继的日子里,不论干部或社员,竟然没有听到他们谁说过一句自满的话,自以为很不错了的话。这里人,你刚见到他们时,也许会觉得他们平凡、一般,并没啥大好处。可是,时间稍长,和他们接触稍多,你就会感觉出他们有一种朴实无华、谦虚、热烈的上进精神,强烈地冲击着你的心脾。

 

   我参加过这样的一个会,使我进一步了解到南韩继人所以不断进步的原因,使我深深感受到了他们强大的生命力。 

 

   四月份南韩继的干部们到北市大队去参观一次。回来,支部立刻领导开了一个向北市学习的会。北市的雄心很大,他们要在去年亩产八百二十斤的基础上,争取有更大的跃进。他们的口号是“超过南韩继”。南韩继的干部们是怎样对待人家的长处、又怎样对待自己的短处的呢?二队队长王桂说:“他们的小麦就比我们二队强。我当队长的可不能坐井观天了,要不下力,南韩继这面红旗可能倒了。参观对我真是有很大提高。”三队队长徐庆水说:“一看人家,对比自己,我们三队三类麦田就有一百多亩。过去咱们亩产九百三十八斤,怎么来的?有些社员干部有点稀里糊涂,干什么常是临时想一阵,干一阵。……”副大队长葛万成说话特别有意思:“人家是大跳大跃,咱们总说基数高,不敢大跳大跃。咱们不兴多养猪,叫猪多拉屎,暗中加劲,再来它一跃再跃么?咱们养猪差,牲畜也差,小毛驴越养越小。……”

 

   徐庆文听了许多意见,似乎又高兴、又惭愧地说:“这次讨论意见很尖锐,对我教育很大。人再有大的能力,要不虚心,一骄傲就完了。咱们有许多地方不如北市,要虚心向人家学习。要反复学习大寨人的精神。这几年咱们猪发展的慢,我占百分之八十的原因。咱们的土地平整也不好。……”

 

   这个会给我的印象那么强烈。南韩继不是一个一切都已满足了的中年人,他朝气勃勃渴望向一切先进的事物学习,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年呵!

 

   南韩继人的谦虚精神,从下面这个小插曲里也可看出一二。

 

   南韩继人学大寨是有成绩的,但是当我随便和徐庆文谈起,“听说你们南韩继是北京的大寨”时,他好像叫什么蜇了一下,立刻驳斥我说:“我们拿什么比大寨呀?差的不是一星半点!人家条件比我们差得多,可人家的自力更生,人家的雄心壮志,人家改天换地的革命干劲……”底下他还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,但他和南韩继全体干部社员的革命干劲,他们对国家与人民的高度责任心,他们的谦虚与不自满,却是深深印在我的心里的。

 

 

南韩继人永不满足已得到的成绩,他们正在排除万难,继续大踏步前进。

 

   南韩继今年遭受了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旱,去冬雨雪极少,今春雨水也少,入夏以来也没下过一场透雨。但他们却下定了这样的决心:今年社员一点不少分,应售给国家的粮食一点不少交,而且总产还要争取超过去年百分之十——即在华北干旱的土地上,粮食亩产仍要争取超过千斤!这是何等的豪迈气概!最近——八月下旬,我怀着景仰的心情又一次到了南韩继。我离开时,麦子才一尺高,现在,广阔的原野上,却见高大的玉米碧绿、茁壮,饱满的谷穗一尺多长,沉甸甸地迎风招展,好一片丰收景象!不知道的会以为这里是风高雨顺呢。可其实呢,这却是南韩继人在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旱下面与天奋战的结果。这里社员对我说:同治六年大旱年,庄稼无收,有七十多个贫苦农民饿得躺在现在作为仓库的大庙里,动弹不得,到了阴历七月初一才下了透雨。民国三十二年又是大旱年,人们饿得吃花生皮、白薯秧,到了七月初十也下了透雨。可是今年的南韩继旱情竞超过了同治六年和民国三十二年。直到阴历七月十四才下了雨。不过雨又太急了,一流而过,并未解除旱情。然而今年的南韩继人却过着从来没有过的好生活,从来没有的美。南韩继的收成更要超过往年——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。这是奇迹么?是奇迹也不是奇迹。我对着绿油油的庄稼痴痴地想:假如旱二十年、早三十年遇到了今年的情况,南韩继——或者其他遭受旱灾的农村,又该有多少人流离失所、多少人冻饿而死呵……可是今天,按照党的政策组织起来的南韩继人,他们日日夜夜地打井抗旱,他们有计划地调动人力,他们充分发挥了人的一切主观能动性。原有的井差不多全干得不能用了,他们打新的!一眼不成两眼,两眼不成三眼,三眼还不见水,打五眼、十眼……徐庆文说:“除了把地都打绝,我们决不罢休。”这真是战士的语言!他们就是在这样严重的自然灾害中与天大战着。而且战得勇猛,战得顽强。终于,他们打出了好井,打出了清清的水,终于他们叫老天爷低了头!

 

    现在,南韩继广大的原野上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翠绿色,这翠绿色不是大自然润染上的,也不是手持谷穗的神仙点化的,它凝结着南韩继人意志与智慧,凝结着南韩继人的辛劳与汗水,更凝结着南韩继人听毛主席的话,永不是困难面前低头的革命精神。

 

可爱可敬的南韩继人,我将永远记住你们!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来源:1965年第10期《北京文艺》作者:杨沫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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